从2019年开始，刑事案件的《起诉书》上开始出现大量的违法事实。
在这些违法事实中，有行政拘留、有曾经的劳教、有强制戒毒，但更多的，是大量未经公安机关处理的所谓行政违法，甚至还有所谓的民事违法。
民事法庭处理民事纠纷，公安机关认定行政违法，刑事法庭只审查是否构成犯罪。这是最常识性地职能划分。任何一宗事实，如果刑事法庭认为其未达到入罪标准，刑事法庭只能宣告无罪。任何刑事法庭敢于认定民事、行政违法，其审理行为的本质，都是严重违背宪法对各职能机关的赋权原则。
当然，我不否认，《恶势力意见》第9条确实规定：“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，‘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’至少应包括1次犯罪活动。对于反复实施强迫交易、非法拘禁、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等单一性质的违法行为，单次情节、数额尚不构成犯罪，但按照刑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累加后应作为犯罪处理的，在认定是否属于“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”时，可将已用于累加的违法行为计为1次犯罪活动，其他违法行为单独计算违法活动的次数。”
现在，很多人就是把这条拿出来说事。
但，法律不是单纯的文字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《恶势力意见》第9条还有第二款：“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，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，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，但不符合法定情形的，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。”
最高院主办的《中国审判》杂志也刊发了最高院刑二庭段凰法官《关于恶势力的司法认定》的指导文章。该文指出：“违法事实作为量刑情节，其要求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、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方可构成。经济违法行为、民事违法行为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因违约、侵权等产生的民事纠纷、承担的民事责任，行为对法益的危害较小。而恶势力案件中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具备一定社会危害性、法律予以禁止的行为，其范围应限定为法律，一般是指触犯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危害行为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、罚款、行政拘留、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。恶势力作为对被告人处罚的加重情节，需通过客观行为对一定区域或行业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为贯彻刑法的歉抑性，防止滥用司法权，不应将违法程度较低、危害后果较轻的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纳入恶势力违法范畴，行政拘留、吊销许可证因具有较强的惩罚性、严厉性，应纳入恶势力违法范畴。”
只把《恶势力意见》第9条的两款条款放在一起看，并结合我国职能划分的基本法律原则，以及最高院的指导文章，才能得出对《恶势力意见》的正确理解：行为人的部分行为虽不构成犯罪，但曾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、吊销许可证等惩罚程度较严厉的行政处罚，累加这些具备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事实，从而作为恶势力案件的量刑依据。
刑事法庭的审判职能，仅仅是基于“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行政拘留、吊销许可证等处罚决定”的违法事实，结合在案其他证据，审查当年作为个案处理的违法事实是否属于恶势力的组织性行为。
《恶势力意见》的第9条只有这样理解，才能实现体系自恰。
否则，将大量的未经公安机关处理的所谓“违法事实”，直接就拿到刑事法庭上提出公诉，由刑事法庭来认定这些事是否属于行政违法。这显然是越俎代庖。
至于刑事法庭审查被告人是否存在民事违法，就更加荒诞。民事纠纷的司法处理具有被动性。根本没有原告提诉的民事纠纷，突然由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庭上指控民事违法，这完全是一杆子把宪法、刑诉、民诉都打翻了。
虽然检察机关具有民事公益诉讼的权能，但公益诉讼的范围只限于环境损害、食品药品侵权等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，且审理机关应当是民事法庭。
把这个问题讲得再深一点。民事违法行为其实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概念，系上世纪“社会管理”理念下的产物。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意思自治原则慢慢受到重视，所以在原《合同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民商领域，大量存在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”这样的表述。特别是原《合同法》，在第4条直接宣示：“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。”
现代法治理念中，除非存在严重侵害国家、集体利益，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，其他的一般民事违约或一般民事侵权，更多由平等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来实现定纷止争。万没想到，如今的刑事法庭居然又把上世纪公权力强力介入民事活动的“社会管理”概念又拉回来了，在刑事法庭上处理民事纠纷，把民事纠纷搞得像前科劣迹似的。
这样的怪状，还要到什么时候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