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办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，当事人是某未成年人，高中辍学后到其父亲的公司打工。公司确实超出了经营范围，对于案件的定性，是没有争议的。只能从量刑情节上作罪轻辩护。在其笔录中表述到，是其父亲逼迫而不得以为之。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，以及特殊的父子关系，本案是否可以认定为胁从犯？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：“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，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。司法实践中对“胁从犯”的量刑有较大的从轻幅度，但是对胁从犯应如何认定，并没有具体的法律及司法解释。因此笔者检索了裁判文书网的部分案例，以期总结出裁判要旨。
由于案件数量较多，本文仅检索了部分罪名。从检索结果来看，胁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。构成胁从犯的胁迫应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行为人精神上受到的强制达到一定程度，以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实施自己的行为；二是胁迫的内容具有现实的危险性。表现为行为人主观上虽然明知自己实施的行为是共同犯罪的行为，但从其内心而言，行为人本不愿意或不完全愿意参与共同犯罪，只是由于受到他人的暴力威胁才参加了共同犯罪，行为人参加共同犯罪时行为消极，缺乏积极主动性。
1、胁从犯的本质特征在于参加共同犯罪是违背其意志的，也就是说其本身没有犯罪的故意，其参加犯罪是在他人的精神强制比如威胁、揭发隐私等情形下不自愿的做出的。如果行为人在人身和精神方面均没有受到强制，则不属于胁从犯。
例如：（2014）海刑初字第1829号判决中，被告人牛某辩称其系受迫实施犯罪，但其所谓的受迫实施犯罪的受迫程度，无论是在肉体上，还是在精神上的强制程度，都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受他人胁迫而不得不实施犯罪的强制程度，其作为项目部的会计兼出纳，在所涉及的犯罪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依法不能认定其系从犯或胁从犯。
2、当胁迫的现实性不存在时，行为人可以选择主动放弃犯罪。如果行为人原来是被胁迫参加犯罪，后却变为自愿或者积极参加犯罪活动的，不能再确定为胁从犯，应根据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，分别以主犯或者从犯论处。
例如：（2016）湘0121刑初242号判决中，被告人陈某在庭审中供述，是其朋友张某某拿了她的身份证，对她殴打，并称如不运毒就让她生不如死来威胁运输毒品。但经庭审查明，被告人陈某从将毒品藏匿到体内开始起运起，其身份证就由其自己掌握，运输毒品的全程也没有其他人陪同、监督，其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，所谓的胁迫只有其本人的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；即使曾经有胁迫的情况存在，但在毒品起运开始，胁迫的现实性已经不存在，被告人陈某完全可以自主选择向恶还是向善，但被告人陈某最终选择了犯罪。所以被告人陈某系胁从犯的辩护意见不成立。
因此，对胁从犯中“胁迫”的认定，司法实践往往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，既要考察胁迫的外在形式——是否客观存在外部威胁，又会考量胁迫的内在本质——是否形成精神强制。当然，胁迫对于不同的人，也会存在不同的胁迫承受度，需在个案中结合常理常情具体予以分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