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员辩护的困境
一，他们
年少轻狂时，都认为我们在塑造世界，但最终发现，是世界塑造了我们。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残酷的现实。但是，萱萱等部门的任务，就是让你在不承认自己被塑造的时候，塑造了你，这才是最高明的学问。
很多人觉得，自己的父辈，在文革时，咋那么傻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那时没有互联网。但是有互联网的时代，也慢慢有了墙。在贪腐官员被抓的舆论场中，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，无官不贪，所以，抓起来判刑的，总没错。这个或许既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，也来自办案机关十拿十稳的操作模式。当然，基本上被抓官员也是绝大多数认罪伏法不上诉，你看着眼熟吗？历史的回声听见没有？但有绝少数被抓官员不认罪，非但不认罪，还委托认真辩护的律师死磕，喊冤。这一喊，让人情何以堪？
你想想，回去几十年，假设一帮农民在斗地主，一帮红卫兵在批走资派，走资派还居然不肯认罪，公然反抗，回应的，必定是雨点般的拳头和更高级的喷气式飞机。别误会，我支持反腐败，反腐败有必要也有成绩，但某些案子的办法，肯定是出了点问题。
今天南昌再次开庭的案子，上海高院原副院长潘福仁案，潘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而且被刑讯逼供，妻子被抓，女婿被抓，潘要求看审讯录像，要求证人出庭，全部被法庭拒绝。他称某些办案人员为败类。庭审中，潘自己陈述遭受刑讯，腿至今有伤，被拿关押家人进行威胁逼供，两个至亲之人至今还关着，都在喊冤，他的家庭所有财产有合法来源，所谓赃款，无迹可寻。就这两点，加上本该出示的录像不出示，所有的指控，就存在很大的怀疑了。有被作为行贿人的律师，勇敢地站出来要求作证，说自己是被逼的。但也有全球最大所的律师，给法院邮寄了自己是被施压做的假证，居然自己到法院取回了这个证言。这林林总总，这个案子的问题，作为旁听者，是会相信老潘是冤枉的。但根据司法经验，他的前途，依然暗淡。潘这样，恐怕不是个案。
对于这样有辩护价值的案子，依然有律师认为，替官员辩护不值得。反正无官不贪，辩护结果也不会好。似乎这个是容易辩驳的，因为，就算再罪大恶极的罪犯，都必须有律师辩护，因为，或许你认为最罪大恶极的，可能是无辜的。设立辩护制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避免无辜者被定罪。所谓无官不贪的推论，是可能违背生活经验的，我们在生活中，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个或者几个善良的，或者谨小慎微的官员，他们也未必一定是安全的。如被检控，律师给无辜者辩护，岂不是天经地义。
但问题没那么简单，有民众认为，这些官员在体制内，不管有没有贪腐，总归是有过维稳，拆迁之类的不得人心的事情，如同人说，老潘当院长的时候，他开庭时，不也一样有变相不公开审理之类的事情。当辩护律师要求民众去旁听时，有一个冤案家属哈佛学子母亲，发出了对老潘的七问，现将原文摘录如下：“1，有没有启动过非法证据排除；2，有没有让证人出庭作证；3，有没有限制过旁听；4，有没有和检察院勾结，在应当收集证据没有收集的情况下开庭；5，有没有做到以审判为中心；6，在他参与（直接间接）的职务犯罪中，他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案件；7，他有没有想对现任院长说些什么？如果他这些问题都选择不回答，那他今天遭遇的审判就是活该，我们就支持南昌中院不公正审判他。”
坦白说，虽然老潘不分管刑事审判，但在他当一把手的时期，根据我对体制的了解，前面1、2不敢说上海法院一定没有，（估计有），但非法证据排除流于形式，恐怕是多数。3变相不公开，肯定是施行过的，全国院长都概莫例外。我相信老潘会如实回答这些问题。假设老潘当院长的法院做过这些事情，是不是老潘就该得到不公正审判的待遇或者说报应呢？
今天在庭审中，老潘说，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做领导时，是清白的，没有办过冤案，但自从我自己的案子发生之后，我现在很怀疑以前办的案子中有冤案。这话，我似曾相识，以前我办的一个中院刑庭庭长的案子，那位站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也这么说。但这个观点，其实，普通民众早就知道，而且，亲身体验过多次。可谓冰火两重天。
在此情景下，替官员辩护不值的舆论质疑，已经不是针对律师的职业道德，而是进入了政治和道德的质问。目前这个领域，是社会最大的意见分裂，对此，可以说，鲁酒无忘忧之用。普通人肯定说，报应活该。但法律人不会这么说。如果拿这个标准，几乎没有官员值得公正审判。不少人对体制的看法，已经变成我们和他们，他们不管如何，我们都不应该去帮忙，这是他们的家事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。对于抽象的体制和现实具体的个人，是要区分的，原则就是，责任自负，以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不能有罪推定，更不能将道德和法律混同，理智和情感混杂。
抽象化，简单化，脸谱化，往往是墙内思维的产物。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体制确实应该反省改变，这话不能说尽。现实是，体制就是机器，官员是螺丝钉，在其中，多多少少会参与一些事情。至今，很多犯奸作恶者的嘴脸，我历历在目，无法忘记。相信受害者或者其家属，更是终生难忘，难以释怀。不过，体制内很多事情，非常理可以推测，做了好事，坚守底线，反而是不能声张的，做了坏事，反而会包装成天大的好事。真的是要等潮水褪去之后，才知道，谁的枪口抬高了一寸，而谁在无底线地裸泳。在此之前，一般民众只看到，墙内强大无比的利维坦。二年前，也是在南昌，在准备为一个官员做无罪辩护之前，有一个同行开玩笑说，现在反而只有我们这些辩护律师，才相信，真有清官，问题是，说出去都被人笑。可悲的是，这位同行被吊照了。
二，超越
你或许忘记了墙的存在，但墙一直把你放在心里。你在墙内看到的，有的被删了，有的甚至都不能谈，你的输入信息，你反思过吗？有人说，你看有留学生肉身翻墙之后，依然如此。凡事都有例外，有些人是被观念束缚之后，犹如在心里被造了一堵墙，失去了学习更新的能力。更有甚者，他们一旦习惯了墙内的口味，到了墙外也不改初衷，输入的多是墙内信息。
任何高明的运动，都有一定深厚的社会基础，其利用的，不管是仇富仇官，仇恨外族等等，总是能挑动人的朴素感情。所以，斗地主也是真心的，斗走资派也是真心的。尤其是当给你输入了一些你深信不疑的信息，譬如，他打断了他父亲的肋骨，他杀死了前妻之类的，那么道德上，基本上是虽死千遍，依然难赎罪愆。实际上，贪官往往是先在舆论场上，进行道德审判，然后才进入法庭进行司法审判的。
离开反腐，在历史上，袁崇焕的肉被民众吃了，秋瑾的血馒头，菜市口的围观，哪一个离开了，输入信息的错误或者不全面？你能怪民众不睁眼吗？有什么样的信息管控，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行为。在有墙的时代，睁眼看世界，成了有人向往信息全面，有人希望岁月静好的楚河汉界。回到反腐，现在也只有最勇敢的律师，如老周，才会愿意帮这些喊冤的官员呐喊。某种程度上，或许也成为反腐潮流中的杂音，端赖上面的宽容，但似乎他们所也麻烦不断。
我们总希望文明日进一步，积土成山，目前而论，天花板以下，依然是有一定的改善空间的。死磕官员的抗争，其实代价很大，如潘福仁案，他或许可以有交易条件，很多官员认罪了，换来妻儿的自由，但他的不认罪，至少目前只有女儿和外孙女在外面相依为命。我的一个当事人陈良纲，不认罪，认为自己无罪，但判了无期。就这一个个悲惨案例，让大家看到反腐中存在的问题，或能改进，愤怒和仇恨，无法解决问题，只会让问题更糟。
在另一面，我前阵子写的《失控》，这文章也被失控了，大家看不到的是，某些反腐案件中的办案人员，最终把自己办成案件的残酷故事。人们看不到，或者人们也不想去了解，那墙外面的事情，觉得闹心，如同鲁迅说章太炎，他用别人砌的墙和自己砌的墙，把自己和世界隔绝了。老章是觉得政治肮脏，静心回到学术，浑不似他的弟子鲁迅，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医生，最终看到了病症，但从来不给出药方，或者更有甚之，他给出了错误的药方，播下了改造文化或者国民性的龙种，等有人真的成了龙，他就想用暴力来改造国民性，于是，我们就收获了文革。
陆象山先生说，东西海的圣人是一样的，其实东西方的人性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是规则，譬如信息输入之类的法律规则，规则一旦改变，国民性也会随之改变，文化本来就是润物细无声，潜移默化的，靠暴力改变，往往会带来很多后遗症。在目前有墙有萱萱的时代，任何人都必须要警惕，自己被世界塑造成了什么？在观念的战场上，四处皆伪装，八方有炸弹，一不留心，就成了牺牲品，战场即成坟场。不客气地说，很多观念的战场，最终引领到真正的战场。如煽动排外仇恨的，最终酿成了义和团惨剧，拳民最终两面受敌，一场春雨之后，活着的，都回去种地去了，国情反而更糟。现实是最有耐心的老师，但学生一茬一茬就不长记性。
也许，我们都该重新审视自己，超越高墙，超越自己，超越仇恨。或许你改变不了墙，但不要轻易被墙改变。当大多数民众能理性克制地明白，道德的归道德领域，法律的归法律领域，罪责自负，恐怕法治才有真正的根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老潘这案子，也是许许多多通往法治之路中的泥潭之一。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过了大江大河，或许能看到坚实的大路。在这之前，会有许许多多的小潘，抱着孩子在深夜痛哭，还在舆论场上被人痛骂，宛如回到菜市口或轩亭口，一群人在围观，都在说，快哉快哉，报应痛快。
